原來中醫可以如此"形而上生物學" (三)

這次做點筆記, 講藥勢(上篇):

在中醫的學習之路上，不只一次聽見老前輩對學習者的提醒：「要明白一味藥的藥性、藥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學的『成分分析』這條路，就完蛋了。」

那麼，一味藥的藥性，自然就該照中國傳統的看法：性味如何，歸於某經……等等論述了？這，就一般學中醫的同好而言，是對的。但，如果是對於學「經方」也就是學《傷寒雜病論》的學習者而言，光以《本草備要．藥性總義篇》的理論作基礎，而詳熟該書中的諸般藥性，恕我撂下一句惡毒一點的風涼話：你對《傷寒雜病論》的理解，就會是「時方醫」的領域，想不通的，就認為那是錯字、錯簡，而與「經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時方派的本草學，和經方派的本草學，有著根本上不同的「認識觀」，而講難聽一點，經方派之所以會墮落成今日的時方派，「本草理論」的改變，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幾個因素之一。

即使去中國醫藥學院，也會聽到那裡的學生在說：「我們系的某某大教授說啊，光學《本草備要》是不夠的啦，學藥理還是要研習《神農本草經》才行！」講得是得意洋洋，但是《神農本草經》的功夫，終究還是練不成。

因為，他們所學的本草學認識觀，絕大多是西方研究的「有效成分」，那是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垃圾；而少數幾個有志之士，專心研究中國本草學，曉得「桂枝解肌、麻黃散寒」，曉得「以皮行皮，以枝行肢」、「清氣出上竅，濁味出下竅」了……但那仍是「時方藥理學」，對經方中使用的「古典藥理學」只沾上一點邊兒。所以不夠。


我想起道家說的"無用之用", 過於講究有效成份的末路就是捨本逐末? 現代科學不斷把不確定, 不穩定的因素排除的研究方法, 會否造成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結果? 我想起了使用冬青藥膏過多而死的女運動員.

本草理論在清代得以翻身，主要的功勞，其實起自「儒家」。

清代的儒家，對四書五經有了很大的「革命活動」，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古經典的注疏，絕大部分都被宋朝的朱熹壟斷了，朱熹亂改原文，後代也只好照單全收；朱熹說某句如何如何解，後代也不好意思說不是。可是，總覺得有問題。

但，離先秦時代那麼遙遠了，連同一個中文字的字義都古今不同了，要如何平反才是？於是清代的儒者想出了一個辦法：「用同時代的文獻，做平行比對！」比如說《論語》中的某個字，朱熹說是這個意思，可是先秦時代的《莊子》、《列子》、《左傳》、《詩經》、《尚書》等等其它書中出現這個字時，卻都不是朱熹說的那個意思，於是他們就曉得：那是朱熹弄錯了，那個字應當是某某意思才對。比如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的「習」字，先秦當時是「實踐」之意才對（即使是現在的日文中也是『學到上手、會用』的意思，唐代傳去的字義還在），「學到的常常能用在生活中，很快樂。」如照朱熹的說法，學了就一直溫習，就會快樂了嗎？正常人類怎會有這麼一回事兒呢？

正如歐蒐雷米歐之前所言, 朱熹果真的是大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