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到播遷前的中國股市

在維斯那處看到這兩篇文, 甚有趣, 備份到此.

牛背上的大清
2009-04-18 Sina News

作者: 雪珥

仿佛是為宣統新朝獻禮一般，1909年的大清股市一片飄紅，牛氣衝天。面值100兩的藍格志拓殖公司股票被拉抬到1000兩以上，以它為代表的橡膠板塊，引領大盤一路飆升。這是上海眾業公所（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當時的上海証券交易所）在這年搬遷到外灘一號後，迎來的第一個牛市。

在改革中欣欣向榮的大清國，此時已經儼然成了世界、至少是亞洲經濟的發動機之一。

大清“牛”市

在改革中欣欣向榮的大清國，此時已經儼然成了世界、至少是亞洲經濟的發動機之一。大洋彼岸的美利堅正在跑步進入汽車時代，帶動全球橡膠產業騰飛。盛產橡膠的東南亞成為全球投資熱土，各種資金紛紛跑馬圈地。上海証券市場則成為融資的首選，將近1/3的東南亞橡膠企業選擇在此上市，上海第一次感受到了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受寵若驚。

自從大清國開始改革開放後，股份制和股票這些舶來品，迅速被引進、消化和吸收，並徹底本土化。在第一輪史稱“洋務運動”的改革中，盡管沒有專門的交易場所，上海的股票交易照樣牛勁十足地雄起。面值100兩的內資企業股票，在1882年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幾乎翻番暴漲：輪船招商局，過200兩；長樂銅礦，過220兩；開平煤礦，過150兩，甚至摸高到237兩；鶴峰銅礦，過170兩；上海電報局，過200兩……在西方財技的引領下，中國人一夜暴富的欲望終于有了個釋放的渠道。據資料顯示，當時僅礦務企業就籌集了白銀300萬兩，其市場交易額估計在1000萬兩以上，相當于8~10艘北洋艦隊主力軍艦的造價。但炒股發財的夢想剛剛入港，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法國軍艦氣勢洶洶地在上海口外擺出了入港的架勢來，股市立即一洩如注。不少股票跌破面值，股民們不是深度套牢就是割肉清倉。只有少量企業，如機器織布局等，趁低吸納，倒在熊市中把先前因為內訌和腐敗造成的損失彌補了一點回來。

沉寂數年後，甲午戰爭中大清國慘敗，要賠償日本高達2億兩白銀，而且付款期限很急，只能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張貸款訂單，西方各國各展所長，激烈爭奪。大清國為此發行了大量的公債，加上一些外資企業，如怡和、老公茂、瑞記、鴻源等發行新股，給上海股市注入了生機。在這之前，專門從事証券買賣的洋商們已于1891年建立了上海股份公所，這是最早的政券交易機構，但一般在西商總會內借地交易，或幹脆在匯豐銀行門前台階邊進行，儼然股票“大排檔”，十分“草根”。

庚子事變後，中國再度創下了人類歷史的國家賠款新高，繼續刺激了金融市場的活躍。上海股份公所抓住機遇，于1904年在香港正式注冊，定名為上海眾業公所，交易的範圍除中國政府金幣公債外，還涉及中國和遠東各地的外商公司股票和公司債券、南洋各地的橡膠股票，後來又增加上海市政府和公共租界工部局及法租界公董局發行的市政公債，並且終于在1908~1909年迎來了股市的井噴。

1909年的橡膠狂潮，僅在上海証券市場吸納的中國內資資金，就多達4000多萬兩白銀，將近大清國財政年收入的一半。這些瘋狂斂財的橡膠公司，大多都是皮包公司，只是在遙遠的南洋簽約買下了一塊地，甚至連橡膠樹苗都還沒種下去。要維持這個瘋狂的游戲，首先要維持人們對橡膠預期收益的高期待，其次還要讓人們嘗到一點甜頭。這方面，著名的麥邊洋行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其所成立的橡膠概念公司“藍格志拓殖”，不僅給股民們在空中畫了一個巨大的橡膠餅，而且還串通了外資銀行聯手做莊。先是從銀行悄悄地貸款出來，為股東們每3個月發一次紅利，每股派紅高達12.5兩，這相當于票面價值的12.5%。隨後，這幾家銀行又宣布可以接受藍格志公司股票進行抵押貸款，這無疑大大增強了藍格志股票的流動性，股價上躥得更為凶猛。

有稗官野史曾說杜月笙如何幫助麥邊洋行“布局”造勢，其實，當年小杜才20歲，還是個沒打開局面的“小開”而已，根本不具備為外資公司托市的能力。真正在推波助瀾的，是錢莊等內資金融機構。暴利當前，錢莊紛紛降低貸款門檻，不僅給投機者提供信用貸款，還接受股票質押貸款，間接地參與炒股。更嚴峻的是，錢莊自己也赤膊上陣，利用自己的信貸優勢，大發莊票（等于自己印鈔），直接參與股票炒作。

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來，股市就一直是張巨大的麻將桌。

全民賭場

在橡膠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合謀下，1909~1910年，大清全國陷進了橡膠股票的亢奮之中。大量的民間資本和國有資金，通過錢莊和票號遍布全國的渠道，被吸納到了上海。連位高權重的租界法院（會審公廨）法官關桐之，也要到處托人情才能買到一點原始股。他後來說：“買進時30兩銀子一股，買進後股票天天漲，最高漲到每股90多兩。許多外國人知道我有股票，拿著支票簿，盯到門口，只要我肯賣，馬上簽字。”大清國人民終于有機會和世界人民體驗一把One world One dream了，盡管夢中寫滿的只是“投機”二字。

不做夢的人也有，當時就有報章指出，上海股票市場已經成為全民豪賭的賭場。其實，自打大清有了股市以來，股市就一直是張巨大的麻將桌。無論國有企業、公私合營（官督商辦）企業還是外資企業，變著花樣做莊，“糊”天“糊”地、胡搞一通，根本沒有任何人去關注諸如企業管理、財務狀況等基本面，企業本身無非成了作為賭具的籌碼而已。

當時報端上一篇題為《購買股份亦宜自慎說》的文章指出，華人購買股票，“無異乎賣空買空，原價購來，稍增即以售去。其或有貪小利者，或乘其貴而售去，俟其賤而又買進。若其所創之業實系一無依據，則既賤之後必不複貴，有因此而喪資者矣。”股民們“並不問該公司之美惡及可以獲利與否，但知有一公司新創，糾集股分，則無論何如競往附股……至于該公司之情形若何，則竟有茫然不知者，抑何可笑之甚也。”作者擔憂，這和西方的股票市場及股份制差別太大了。

其實，中國歷來便有所謂“官利”制度，不管公司業績如何，股東都可以旱澇保收地獲得“官利”（股息），投資者實際上將自己看做債主、而非股東。這一極富中國特色的“官利”制度，一直貫穿在晚清和民國的公司史中，甚至堂而皇之地寫入了民國的《公司法》。在“官利”制度之下，投資者沒有動力、也不習慣去過問乃至監督公司的運營。而同樣的，在上海這一由洋人管理的証券市場中，雖沒有了官利，但被人為哄抬起來的瘋狂股價，令只熟悉“官利”制度的大清股民們更是忘乎所以了。

奔牛總有停下來的時候。1910年年中，隨著倫敦股市暴跌，上海橡膠股票全線崩潰，其慘烈遠超過1883年。精明的老外們早就洗腳上岸了，還泡在深水區夢游的幾乎都是中國股民。那些貸款給投機者並自己也大肆炒作的錢莊，也隨即倒閉。錢莊還挪用了大量存放于此的國有資金，這甚至導致應按時向列強支付的庚子賠款都出現問題，引發攝政王載灃雷霆大怒。在一連串亡羊補牢的處罰行動後，更多與官場過從甚密的錢莊也倒下來，風波便在大半個中國蔓延。

宣統朝三歲而終，金融市場的失控是很重要的內因，它直接加劇了商辦鐵路的困境和政府推行鐵路國有化的決心，而最終導致剛從“牛”背上猛摔下來的大清帝國，最終在鐵路問題上出軌傾覆。

吊詭的是，1913年，在証交所舊地外灘一號，拔地而起一座宏偉的大廈，其主人就是那位用橡膠把大清架上了“牛”背的喬治‧麥邊，麥邊洋行及藍格志公司的老板。在喬治‧麥邊的檔案資料中，無論中英文，都似乎把百年前這段叱吒股市的歷史抹得幹幹淨淨。而這座叫做麥邊大樓的建築物，至今還是上海的地標之一，默默地立在黃浦江畔，看著浪奔浪流、牛去熊來……



蔣介石投機上海股市始末
日期:2007-7-2 民主與法制時報

中國股票市場形成較晚，但蔣介石卻是最早的一批入市者之一。雖然當時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領，但是他對商道卻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巧借孫中山的呈文，克服張謇的阻撓，上海證券交易所在蔣介石等人的積極籌畫下，終於宣告成立，蔣順利成為交易所的經紀人、恒泰號的股東，開始了自己的投機生涯。

巧借孫中山的呈文

大概是在1916年，深諳西方經營之道的孫中山先生為了籌措革命經費，派朱執信寫了一份申請書交給“北洋政府”農商部，申請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資金總額定為當時國幣500萬元。

對於孫中山的要求，“北洋政府”心有餘悸，於是千方百計加以阻止，呈文沒有批准，而孫中山先生也沒有再繼續爭取。

這時，在政治上尚不得要領的蔣介石卻對商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在張靜江（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同盟會成員，資助孫中山革命活動，是孫中山的密友，蔣介石投機經營的帶路人）的啟發下，蔣介石等人決定利用孫中山呈文的思路，著手辦理交易所。為此，他們進一步與日本某政黨所介紹的企業代表協商，初步形成了關於開辦交易所的辦法。

首先，蔣介石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由之出面具體進行組織謀劃工作；其次，聘請江浙財閥虞洽卿、趙家藝、盛丕華、洪承祁等人為社員，以擴大力量；最後，由虞洽卿等與當時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溫宗堯、聞蘭亭、李雲書、張澹如、沈潤挹、吳耀庭、顧文耀等共任發起人，草具文書，提出申請，並遞交給北京的農商部，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正在蔣介石、虞洽卿等人積極籌備之時，此事被南通商界巨擘張謇所探悉。他馬上通電反對，使得這些籌辦者頗感驚詫。

張謇阻撓未果

要說辦交易所的“道”，張謇要比蔣介石等人內行得多。

聽到虞洽卿、蔣介石等人要創辦交易所的事情後，張謇感到很是吃驚。辦證券交易所在當時中國商界是很超前的事情，土生土長的中國商人很少能有此創意，但他卻是例外。不僅早有此意，而且正在著手謀劃，沒想到半路殺出個程咬金，自然是張謇所不願看到的事情。

張謇非常清楚，真正的危險並不在於他由此多了一個競爭對手，而是他知道各西方國家的交易所均採用一區一所制，“北洋政府”若准許蔣、虞等首先創辦交易所，別人就不能在同一區域內再辦。

他在南通辦鹽墾多年，當時正種植棉花，而且大生紗廠也已開辦起來，自己手中有花、有紗、有布，萬事皆利於自己，豈容他人染指分肥？

在他看來，以自己的名望和資信，只要堅持，這些小輩們即使有天膽，也難如願。有了這個信心，他馬上向“北洋政府”提出申訴，堅決反對虞洽卿等創辦交易所。

他的理由有二：一是交易所既是一區一所，就不能多種經營，做了證券就不能再做物品；如單營物品，則做了棉花就不能再做紗布。二是交易所不能依靠外資作股本。

在這樣的情況下，虞洽卿、蔣介石等人雖有上海各業領袖和總商會的支持，但農商部也礙于張謇的反對，很難批准他們的申請。

實際上，這是蔣介石、虞洽卿的多種經營與張謇單種經營的商業權利之爭，雙方勢均力敵，相持不下。

在他們與張謇鬧得不可開交之時，精明的日商已於1919年在上海日領事館註冊，在上海租界三馬路開辦了“取引所”(即交易所)。蔣介石、虞洽卿便以抵制取引所為藉口，電請農商部迅速批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同時，蔣介石等人也秘密展開活動，試圖先發制人。在他們的遊說下，滬海道尹某只好打了一個密電給北京：關於虞洽卿申請創辦交易所一案如再不批准，他們將在租界內先行交易，如地方官廳予以封閉，反會使日商取得專利。

這時的北京政權為直系軍閥所控制，曹錕、吳佩孚不願日本人以任何方式介入中國事務。於是，中國以股票為龍頭的第一家綜合交易所被批准。

交易所經紀人 恒泰號股東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2月1日宣告成立，理事長為虞洽卿，常務理事為郭外峰、聞蘭亭、趙林士、盛丕華、沈潤挹、周佩箴等6人，理事17人，監察人為周駿彥等。交易物品原定7種：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但當時並沒有全部上市。1929年10月3日《交易所法》頒佈以後，便依法將物品中的棉紗交易併入紗布交易所；證券部分于1933年夏秋間併入證券交易所，黃金及物品交易併入金業交易所。

一般交易所的買賣是由經紀人經手代辦的。經紀人在交易所中繳足相當的保證金，代理客商買賣貨物，以取得相應的傭金。

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等人成了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人，牌號是“恒泰號”。恒泰號只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經紀機構之一，由於財力有限，他們不是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股東，而是該交易所經紀機構恒泰號的股東。

恒泰號的營業範圍，表面上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銀幣35000元，每股1000元，分為35股。股東共有17人，但由於各種原因，合同中多不用真名。

股東中的“蔣偉記”就是蔣介石的代號。在合同上各股東都在自己的名下蓋章，只有蔣介石沒有蓋章，僅在“蔣偉記”名下簽了“中正”的名字。

初嘗甜頭

投機舞臺搭好了，蔣介石等人自然幹起了在交易所市場上“搶帽子”的投機遊戲，糾夥聯群、操縱市場。

由於交易所設在商賈雲集的上海，又是中國第一家，於是很快成為投機者的樂園。交易所股票稱為本所股，也加入證券市場買賣。開始時每股價格在30元左右，到1920年春季已飆升至每股50多元；等到《物品交易所條例》頒佈後，本所股市價已到80元，至年終時漲到120元。這時每股所欠繳的股款3／4即37.5元，已全部繳清，交易所已實收資本500萬元。蔣介石等人初嘗甜頭，樂不思蜀。

協進社所有的3萬股，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最多只分給重要社員1.5萬股，其餘所存1.5萬股早已賣到市場上去了。現在為了要繳四分之三的股款，戴季陶、張靜江、蔣介石等又將日商方面做押款的7萬股股票全部贖出並賣掉3萬股。這樣，加上前存1.5萬股共4.5萬股，以每股平均獲利60元計算，共可獲利270萬元。除去日商押款87.5萬元，還有4萬股保留下來的股子，每股應繳37.5元，共需150萬元，總共237.5萬元，其餘的32.5萬元，當然就為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所得。至於繳足50元的4萬股股票，市價每股已值120元，共值480萬元，也為蔣等人所有了。

後來，交易所的一些人認為股票價格已達到飽和點，不能再有所發展了。於是，一場分裂勢不可免，很多交易所創辦者紛紛撤資，調整投資方向。

當交易所的主要人物各謀發展時，蔣介石、戴季陶、張靜江等人仍然以為從手頭握有的每股120元市價的4萬股股票來看，他們還是有實力的，因而繼續大做本所股買賣。

1921年初，本所股每股市價已由120元抬高至160元，到年終時竟漲到每股200多元。蔣介石不禁喜不勝收，暗笑出走者不識時務。

利用政治手腕解套

交易所原來訂有120餘條的營業細則，規定賣主或買主應繳各種證據金，以便防止賣主到期不交貨和買主到期不繳款。

但這時蔣介石等人不僅不繳證據金，反而強迫常務理事郭外峰、聞蘭亭等收受空頭支票，充作現金。這時，現貨與期貨的差價越來越大，會計上的現金大量支出。蔣介石等人開始感覺到恐慌。

原來，人們眼見得交易所得利既快又多，於是，搞交易所的人接踵而起，到1921年夏秋時達到頂峰。物極必反，交易所數量越來越多，光怪陸離，問題百出，已完全失去了“平准市價”的作用，終於釀成1921年的信交風潮，許多交易所紛紛倒閉。上海交易所也不例外，拖延到1922年2月，就被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變為廢紙，交易所的大富翁驟然變為窮光蛋，蔣介石自然難逃厄運。

但蔣介石畢竟不一般，他抓住一次機會，利用政治手腕成功地使自己解了套。

交易所監察人周駿彥是蔣介石的同鄉、老師，此時因套利而欠債20萬元，到處被債主所逼，非兩萬元不能逃脫。一天夜裏，周到交易所理事魏伯楨處，要魏設法救他。魏此時也是套牢之身，哪有錢救他？

這時，蔣介石等人的救命稻草來了。與交易所合夥的日本商人又彙來100萬元，交易所的負責人打算開股東會討論交易所複業問題。瞭解內情的魏伯楨正在打這筆錢的主意，見周來，突然有了辦法：把自己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股東名簿上過100個新戶頭，然後叫莊之盤（字莘墅，奉化人，和魏在日本是同學）雇100個人作為股東，在交易所股東開會時到會場去，質問交易所負責人關於交易所500萬元資金和各經紀人保證金及各種交易所繳證據金的用途，交易所負責人如果派人出來和自己談判，就有文章可做了。

周駿彥聽了這個打算後，拿不定主意，當晚就找蔣介石諮詢。蔣介石這時也是負債累累，情況並不比周駿彥好多少，可謂同病相憐。一聽到這個解套的主意，自然大喜過望。第二天就跑來找到魏伯楨，誠懇地向魏表示，自己經濟上現在實在沒有辦法，願意同魏合作。

多一個精明的幫手，魏自然不反對。魏當即問蔣介石希望得多少好處，出乎他意料的是，蔣胃口並不小，他說希望得20萬元。魏很是惱火，當場回絕。因為日本彙來的款一共只有100萬元，現在周駿彥想要兩萬元，魏對此並沒有十分的把握，沒想到蔣介石跑來一句話就要20萬元，怎麼能與他合作呢？

然而，蔣介石並不是等閒之輩，他想參與的事是很難不成的，回去之後就對魏來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悄悄送給這次行動的關鍵人物莊之盤1000元，對之曉以利害，要求同意自己入夥分贓。

分贓如願 轉戰廣東

莊之盤對蔣的能量是瞭解的，對之言聽計從。他馬上找到魏伯楨：“瑞元（即蔣介石）到你這裏來表示合作，你怎麼回絕他？”“你初到上海，還不懂上海規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鬧起事來，巡捕房不能不管，這就一定要通過法租界的黃金榮。瑞元同黃金榮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

知道了蔣的這層背景，魏感到這樣下去對自己沒有任何好處，表示同意蔣介入。在蔣的授意下，莊之盤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錢先救周駿彥的命，其次給蔣介石部分資金，供他去廣東之用，剩下的錢大家都有好處。經過一番討價還價，魏只得同意這個辦法。

股東會開會前，莊之盤所雇的100個人全部到位，每人發一點好處費，又加發了每人兩角的酒錢。待酒醉飯飽後，由莊之盤領進交易所股東會會場，坐滿了前幾排。會議主持者虞洽卿一看苗頭不對，心知有異，就宣佈會議延期一天舉行。虞當晚請李征五(辛亥革命時任滬東光復軍統領，部下有張宗昌。後成為法租界“大亨”)商量對付辦法，許諾交易所將送他5000元。李征五當場拍胸，也找了一百來個人與魏、蔣等周旋。

蔣介石較早得到了這個資訊，看到情況有變，知道自己不是虞的對手，馬上叫莊之盤“先行退兵”。眼見解套在望，莊不同意就此罷手，兩個人協商不成，就鬧到大東旅館來找魏伯楨。經過談判，魏認為應從長考慮，李征五是熟人，可以做他的工作。

而蔣介石此時已經決定反水，他私下找了葉琢堂，葉是金融界大亨，他在開賭場時與蔣有交情。蔣請葉琢堂出面找虞洽卿，稱自己並無意與他作對，只是現在經濟上困難，沒有法子去廣東，要虞幫個忙，出點錢，由蔣出面將事情擺平。開始時虞很氣憤，說蔣搞垮了交易所，還要搗蛋，不能同意。最後，虞答應可由交易所拿出6萬元，給蔣一部分，但要在蔣離開上海的那一天才能兌現。

蔣隨即到大東旅館把他的活動情形告訴魏伯楨。魏見蔣介石已獨自將事情辦好，儘管很惱火，但沒有任何辦法，只好順從蔣的意見。

第二天，蔣介石拿著自己所分到的錢，結束了在上海的經濟投機，開始了他去廣東的新投機。

（摘自巴圖著《民國經濟案籍》，群眾出版社）